这种回族创造的文字，采共有36个字母，其中4个字母是特有的。回族人称其为“消经”，也叫“小经”、“小儿经”，最后经过几百年的流传演变，回族把这种“小经”称为“小儿锦”。除了回族外，小经文字还为东乡、撒拉等民族使用，是回、东乡、撒拉等族共同的书面语，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。在此之前使用的是波斯和阿拉伯语言文字。小经文字主要流行于我国西北地区，特别是在一些汉文教育普及程度较低的偏僻地区。随着现代化、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，此文字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小，古老文献在日益散失，抢救和保护工作刻不容缓。

回族语言文字的产生

　　唐、宋时期，从波斯、阿拉伯等国来华贸易的穆斯林商人，他们生活在广州、泉州、扬州、杭州、长安等城市，把自己原来的波斯、阿拉伯语等语言自然而然地带到了中国。代岳珂在《程史》中写穆斯林“称谓聱牙”，刻的“异书”“如篆籀”，就是指讲的阿拉伯语，刻的阿拉伯文。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记载：“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，自是商人立户，迄宋不绝。诡服殊音，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，筑石联城，以长子孙。”由此可以肯定，当时来华贸易的穆斯林商人使用不是中文。

　　元代，由于成吉思汗西征，大批的波斯、阿拉伯、中亚人也迁徙到中国来，且分布在全国城乡各地。其政治地位也比较高，据《元史百官志》记载，当时朝廷专门设立了“回回国子学”、“回回国子监”这样一种学习研究回回语言文字的机构，教授“亦思替非文字”(即波斯文)。徐霆的《黑鞑事略》把当时元朝通行波斯文称作“回回字”。

　　据《泉州伊斯兰教石刻》元代遗留下的石碑载，上面刻有阿拉伯文字，说明当时阿拉伯文流行也很广。元代陶宗议在《南村辍耕录嘲回回》一节中，记载回回语言时说“阿剌，其语也”。通过上述文献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出，由于元代的开放政策，回回人不但讲阿拉伯语、波斯语，朝廷还为回族使用阿拉伯和波斯语言文字提供了有利条件。直到元末明初，虽然有一些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上层回族人士，处于社交和仕进也学习汉语，但在整个回族内部主要还是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。这一时期，在回族当中还出现了阿汉对照的各种公文、门牌等。明代在“四夷馆”和“会同馆”内专设“回回馆”。

    明朝后期至清王朝，朝廷对外实行封闭政策，对内特别是对回族实行了强制性的汉化政策，不准回族内部相互通婚，不准启用回回姓氏，回族语言自然也受到限制。如安徽巡抚鲁国华向皇帝告御状，说内地回民“异言异服”，请求取缔。清王朝还采取措施，强迫回族迁徙，分布成诸多小群体的回族大都生活在周围多是汉族的环境下。这样使回族的语言逐渐衰落，而因逼迫和处于日常交际需要学习汉语的越来越多。

　　回民在基本上掌握了汉语后，普及讲读阿文和波斯文的经典也遇到了困难，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，从明中叶以后，有些回族学者立志经堂教育，招收学生，讲授经典，这一活动很快在全国回族聚居区得到推广和发展。回族的经堂教育，采用的是统一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教材，授课时使用波斯语、阿拉伯语言并夹杂汉语发音，形成了具有回回民族特色的大量的专门语汇，回族俗称这种语汇为“经堂语”。由于经堂教育的兴起，回族习惯把原教材称为“本经”，把加注拼写的阿拉伯字母叫“消经”(帮助消化本经)，。历来波斯语典籍在经堂教育中所占比重很大。这些波斯语典籍在引用《古兰经》或“圣训”原文时，往往夹杂一些阿拉伯文的宗教术语。回族人就在在这些波斯和阿拉伯文旁边注上小儿锦，还有的标在正文空页处。此外，还可以找到用小儿锦拼写的经堂学习笔记和词汇对照表。这些典籍、笔记、词汇对照表，多为手抄本。此后，又出现一些印刷本典籍，如《满俩》、《白亚尼》、《伟戛业》等，据当代回族学者冯增烈先生讲，也有全套的小锦翻译。社会生活中的应用。小儿锦也被广泛用于回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中，成为他们学习汉文、记事、通信的工具。白寿彝教授主编的《回民起义》第三册，收有一帧说明文字为小儿锦的照片和一篇用小儿锦撰写的《纪事》。《秦难见闻记》中收有同治元年（1862）由西安城内递送到回民义军前哨阵地的小儿锦信件。西安50年代编印的《中阿双解谐韵字典》，是一部以汉语词汇为主、附有阿拉伯文原词并注上小儿锦汉语拼音的字典。凡此种种，都是回族语言文字普遍使用的证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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